探索“体教融合”之路
作者：叶珠峰
发于2023.8.7总第1103期《中国新闻周刊》杂志
7月28日开始，在成都举办的第31届世界大学生夏季运动会成为举世关注的舞台。
来自全球113个国家和地区的6500余名大学生运动员，在涵盖18个大项、269个小项的赛场上以梦为马，挥洒汗水，展开激烈的竞技比拼。
中国大学生体育代表团派出了来自全国25个省市区、百余所高校的411名大学生运动员参赛。
他们当中的绝大多数都是首次参加世界大运会，其中不乏张雨霏、邹敬园等奥运冠军，以及刚刚在游泳世锦赛上夺取4金并打破世界纪录的覃海洋。
参加大运会的中国大学生运动员们，除了完成参赛任务，夺取锦标，还要展现新时代中国大学生精神风貌以及大学生体育事业的发展成就，并以体育为媒成为中外交流的使者。
在新中国成立前，现代竞技体育项目的发祥和发展之地就在大学，学校是现代竞技体育名副其实的“摇篮”。
在百余年的历史长河中，中华大地上的大学生体育事业发展虽然栉风沐雨，但始终踔厉前行。
在我国体育事业发展过程中，“体教分离”措施曾使我国在一定时间内几乎全由专业运动员参加大运会。
而随着“体教融合”思潮的回归并持续倡导，大运会的“小奥运”概念逐渐淡化，追求竞技成绩不再被视为参加大运会的全部，大运会真正回归到大学生。
教育、人文、学习和体育训练的同步发展更为全社会所重视，这深刻影响着国人的观念、政策的变化和中国大学生体育事业发展的未来趋势。
早期的运动员，都是大学生
由于现代竞技体育项目大多源自西方，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教会学校和基督教青年会将大部分运动项目、器材、教学方法和比赛方式带到了中国。
后经过传播，竞技体育主要以学校体育的形式在中国发展。
当时，各个运动项目的优秀选手、教练，基本上都是在校学生和青年教师。
例如1895年，天津青年会第一任总干事来会理从天津下船，从国外带来了篮球运动，天津青年会东马路会所后于1914年设置了中国第一个室内篮球场，篮球先从教会学校开始流行，此后在天津各大学校“蔚然成风”。
上世纪20年代，“中国篮球之父”董守义就在天津南开学校担任体育老师。
痴迷于篮球的董守义负责训练篮球队，调教出了唐宝堃、李国琛、刘建常、王锡良、魏蓬云“五虎将”。
以“五虎将”为班底的南开校队在一系列比赛中相继击败了上海沪江大学、美国海军球队、菲律宾圣提托马斯大学，声名威震远东。
董守义撰写出中国第一部篮球专著《最新篮球术》，后于1947年被选为国际奥委会委员。
他认为，体育竞赛的目的不能只将眼光放在成绩和纪录的产生，也不能只着眼于技术，而是广大师生通过参与体育，投入体育，感受体育所带来的良好氛围，从体育运动中获得身心健康，通过体育竞赛的形式获得美感和精神。
中国第一位正式参加奥运会的选手刘长春，正是1932年刚从东北大学体育系毕业，参加了当年的洛杉矶奥运会。
刘长春的教练，时任东北大学体育系主任的宋君复曾赴美留学学习物理，后于篮球发源地春田学院体育系就读，回国后历任上海沪江大学、东北大学、山东大学、四川大学体育系主任、教授等职。
北京师范大学体育与运动学院首任院长、全国学校体育联盟(教学改革)主席毛振明曾表示：“当时的运动员，其实都是大学学生，他们既代表着国家最高的竞技水平，又都是合格的大学生。”
新中国成立后，党和国家非常重视学校体育事业。
1949年10月，中央人民政府提出“新体育”，此时的大学体育主要任务是普及和激发全体学生的体育兴趣。
1950年代初，我国大学体育政策主要是针对学生体质健康以及个人卫生，国家倡导大学普及体育运动，强调增进健康和养成良好生活习惯。
1954年，原国家体委颁行了《关于在中等以上学校中开展群众性体育运动的联合指示》，为开展大学体育工作指明了方向，成为当时学校体育发展的主导思路。
清华大学体育部主任刘波对《中国新闻周刊》介绍，进入20世纪60年代，国家调整了体育和教育的管理机制，使体育系统和教育系统分工运行。
“其中，竞技体育部分，包括运动员的训练、选拔，以及竞技体育比赛的组织和管理工作，由国家体委和地方各级体委来负责。
体育系统主要依托各地的各级体校、体育院校，负责培养竞技体育人才。
而普通高校的竞技体育发展，并未纳入国家行政计划之内，且逐步脱离了国家的竞技体育体系。”
因此，相当长时间，大学体育的工作重心停留在倡导体育在校园中普及的阶段。
20世纪70年代，中国逐步回归国际体坛。
1975年，中国大学生体育协会成立成为一大标志事件。
同年，中国大体协就加入了世界大学生体育联合会，比中国回归国际奥委会大家庭早了4年。
1977年，中国大体协第一次成立代表团参加了在保加利亚首都索非亚举办的世界大学生运动会，也比中国出战1984年洛杉矶奥运会早了7年。
已经故去的原大体协副主席王钢曾对媒体回忆：“中国大学生体育协会从成立之初开始，依然还是由当时的国家体委负责进行管理工作。
到上世纪80年代初，中国大体协的国内事务，如国内大学生赛事的举办等，开始从国家体委移交至国家教委，但国际事务，如组队参加世界大学生运动会等，移交工作却推后了近二十年。”
这在当时有其特殊的历史背景。
70年代末，中国体育界刚回归国际体坛，各项目的国家队运动员缺少国际比赛经验，而有“小奥运”之称的大运会是难得的比赛机会。
1977年大运会，前中国女排“五连冠”时期的功勋队长孙晋芳22岁，是南京体育学院选手。
孙晋芳曾回忆：“当时，国家队外出参赛机会很少，大运会是我们第一次参加世界综合性运动会。
我们以前从来没有与那么多国家的运动队相遇过，尤其古巴队，那时她们是女子排坛的‘梦之队’，我们仰视已久，终于大运会提供机会，我们与她们面对面交流了。”
中国女排在1977年大运会上夺得银牌，排球界普遍将其视作中国女排“五连冠”辉煌的起点。
“当时大运会在中国体育界确实有‘小奥运’的说法。
”曾参加过1977年保加利亚索非亚、1981年罗马尼亚布加勒斯特大运会的中国田径三级跳远名宿邹振先告诉《中国新闻周刊》。
“当时的田径比赛，世界上三大比赛等级最高，那就是：奥运会、田径世界杯、大运会。”
两届比赛，邹振先均为北京体育学院(现北京体育大学)选手。
其在1981年大运会以17.32米的成绩夺金，创下大运会三级跳远纪录，这也是中国运动员在世界大运会上获得的第一块田径金牌。
鲜为人知的是，在1981年布加勒特斯特大运会上，参赛的还有郎平、李宁等中国体坛功勋。
郎平当届比赛率中国女排夺冠，而李宁一人在体操赛场上独揽3枚金牌。
“体教融合”孕育硕果
上世纪80年代，中国迎来改革开放大潮，逐步转轨市场经济体制。
与此同时，体育系统和教育系统各自运行暴露出了一系列问题。
其中突出的问题有：体育系统的运动员因为长期只接受体育训练，文化教育层面存在缺失，给外界留下了文化水平低的印象。
另外，同样是种因于长期只接受体育训练，很多运动员如果未能夺取全国冠军、世界冠军等成绩，退役后往往出现生存技能单一的“痛点”，在就业安置层面引发社会关注和争议。
受此影响，若非孩子从小运动天赋极其出众，越来越多的家长从观念和意识上，不再希望孩子成为运动员，而是更希望孩子接受学历教育。
进而，中国体育系统旧有的“体校，省队，国家队培养体系”逐步产生动摇。
其中，部分基层体校开始出现连年招生困难的情形，对中国竞技体育的人才输送构成了挑战。
针对这种现状，原国家教委和原国家体委首次出现了“体教融合”(最初称为体教结合或教体结合)的思潮。
当时国家提倡，高校可以拿出每年预算的1%来投入到高水平运动队的建设中来，高校运动队的招生规模原则上也不会超过本校上一年度本科招生计划总数的1%。
这是体教融合在那个时代的初步探索。
1985年12月27日，原国家教委和原国家体委在山东掖县联合召开了“全国学校学生业余体育训练工作座谈会”，会议制订了《关于开展学校业余体育训练，努力提高运动技术水平的规划(1986-2000年)》(以下简称：《规划》)。
在《规划》发布的基础上，原国家教委又在1987年相继颁布了《关于部分普通高等学校试行招收高水平运动员工作的通知》《关于试点高校培养高水平运动员的管理办法》，选定了51所高校可以获准开始独立招收体育特长生，并组建高水平运动队，承担起助力中国竞技体育发展的职能。
但此时的大学体育特长生培养，资金、资源投入有限，处于初期的“探索阶段”，大学体育的竞技水平也无法支撑其参加世界大赛并完成参赛任务。
如前文王钢所述，上世纪80-90年代这个阶段，大运会仍旧是体育系统重要的“练兵舞台”，因此选派权依旧由国家体委(1998年改名国家体育总局)掌握。
2001年，大运会来到了北京，由于北京刚刚成功申办2008年奥运会，体育系统几乎尽遣所有顶级运动员出战，达到了规模上的巅峰。
当时，无论是赛事组织，还是竞赛成绩，体育系统都将这届大运会视作北京奥运会的预演。
这其中，由姚明、王治郅、巴特尔三大“移动长城”领衔的中国大学生男篮，历史上首次击败美国大学生队；18岁的刘翔以13秒33的成绩夺得生涯第一个110米栏世界冠军；李娜在网球项目一人夺得3金。
最终，中国大学生代表团以54枚金牌、25枚银牌、24枚铜牌的成绩位列奖牌榜第一。
2001年北京大运会之后，国家体育总局依照相关精神，将大体协的国际事务移交给教育部。
自此，中国大体协方能自主选派大学生参加大运会。
也是从2001年北京大运会开始，体教结合的理念在国内体育界、教育界得以更加广泛的倡导。
王钢曾回忆称：“2000年前后开始的国务院机构改革，使得政府各部门之间的职能划分更加清晰，学生体育工作进一步回归到教育部门。
但这次机构改革只是一个契机，更重要的是，那个时候中国大学生体育运动水平已经发展到了一定阶段，我们已经有能力参与到大运会的活动中去。”
1990年代至21世纪初的10年，随着中国社会进一步改革开放，大学生体育事业的发展可谓轰轰烈烈。
拥有高水平运动员招生资格的高校规模持续扩大，2006年更扩至235所。
国内高校建设高水平运动队成果斐然的，当属从解放前就一直重视体育教育的清华大学。
论招生项目、人数之多，建队模式多样化，清华大学均列全国第一。
刘波介绍，早在1954年，在蒋南翔校长(曾提出口号：为祖国健康工作五十年)的倡导下，清华大学多支体育代表队就已经成立，共包括田径、技巧、足球、篮球和排球5个项目。
1987年《规划》政策发布后，清华大学逐步恢复设置各体育项目的大学生队，还尝试与北京体育学院(现北京体育大学)联手打造双学位的培养体制。
90年代末期，清华大学相继成立跳水队、射击队等，并与国家体育总局的游泳中心、射击射箭中心进行共建。
清华大学之外的其他一些高校，也纷纷发展出自己的特色体育项目。
例如北京大学打造登山队“山鹰社”，北京理工大学发展足球队，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复旦大学建立排球队等，都是全国高校体育运动队建设的典范。
全国级别的大学生体育联赛设置，也进一步刺激着中国高校发展高水平运动队。
1998年是中国大学生篮球联赛(CUBA)成立的“元年”。
清华大学、北京大学、华侨大学、太原理工大学、广东工业大学、浙江大学、厦门大学等都将篮球视作“发力点”，将篮球队打造成高识别度的“名片”。
2003年夏天，中国参加韩国大邱大运会，系首次由教育部主管的中国大体协选派运动员。
当届比赛，中国大学生体育代表团已经普遍实现了以在校大学生为主。
很多运动队中，非专业运动员出身的大学生占据了相当的比例。
由北京理工大学队球员为班底组成的中国大学生足球队，更是首次以纯粹的大学校园学生军组成，曾经战胜巴西队引起轰动。
到了2005年土耳其伊兹密尔大运会，来自清华大学的学生胡凯勇夺男子100米冠军轰动全国，成为中国大学生体育运动史上的“里程碑事件”。
现任清华大学体育部副主任的胡凯，是在2001年夏天以高水平运动员身份考入清华大学，入学后学习与训练兼顾，其竞技能力与专业运动员相比也毫不逊色。
胡凯2004年在校期间就参加了全国田径冠军赛暨大奖赛总决赛，夺得100米和200米冠军。
2008年北京奥运会，胡凯成功入选国家队，并代表国家队参加100米和4x100米接力赛。
胡凯的成功证明了由校园来培养高水平运动员是完全可行的。
在此之后，中国越来越多的优秀运动人才从校园孕育而生，成为中国体教融合的重要成果。
当下，无论大学生篮球联赛这样的全国性赛事蓬勃发展，还是类似更多胡凯这样的学生军入选国家队，都在很大程度上，推动中国高校体育事业迈向更高的标准。
因为，对比美国等发达国家的校园体育，业界会发现，美国的大学体育完全可以代表整个国家的竞技体育水平，并且运动员的成长过程没有脱离正常的教育系统。
美国大学体育一个非常突出也是值得借鉴的优势，是其商业化运作能力。
根据美国大学生体育联盟(NCAA)财报统计，2021年全美大学体育项目总收入超过11亿美元，有将近90%的收入来自“疯狂三月”篮球赛转播(每年三月，美国大学生篮球联赛进入最激烈的单场淘汰赛阶段)。
2010年，美国大学生体育联盟就与哥伦比亚广播公司等转播商签署了一份14年108亿美元的天价长约。
美国大学体育由于深入人心，2024年合同到期后仍有望继续以长约形式获得转播商青睐。
这些商业收入的绝大部分，则是持续反哺各个高校。
例如美国知名的“太平洋十二校联盟”，其中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斯坦福大学等名校，平均每年的竞技体育经费高达数千万美元之巨。
学校用这笔丰厚的资金去招收全美最好的学生，支付体育奖学金，支付教练和训练师的薪资，提升科研保障水准，进行大学体育场馆和训练设施的建造等，给学生最好的训练待遇将他们培养成才。
大运会回归大学生
往后的历届大运会，泰国曼谷，塞尔维亚贝尔格莱德，中国深圳，俄罗斯喀山，韩国光州，中国台北，意大利那不勒斯……以大学生为主体的中国代表团，成绩基本稳定在三甲之列。
多届大运会后，“大运会回归大学生”的理念越来越深入人心。
“‘小奥运’的说法经过几十年变迁，早已淡化。
最近的多届大运会上，竞技成绩固然重要，但已不再是这项赛事的全部。
”邹振先说，“或许，很多大学生未来并不会从事职业运动员道路，但参加大运会也是其人生的宝贵财富。
大运会除了是赛场，更是一个全世界各国展示文化，互相交流的平台。”
进入到新的历史阶段，中国大学生体育事业进一步发展壮大。
2020年，全国已有283所高校获准可以进行高水平运动队招生，比1987年初创之年翻了5倍有余。
胡凯之后，高校高水平运动队也持续为国家培养了多位世界冠军和奥运冠军，例如2020年东京奥运会的首金获得者，是来自清华大学射击队的杨倩。
据了解，清华大学经过多年发展，已经建成了属于自己的校队“金字塔”。
截止2020年共包括：4支A类队(田径，射击，男篮，女篮)代表中国大学生甚至专业队最高水平的运动队，7支B类队(包括女排、击剑在内)代表北京市大学生的高水平运动队，43支C类队(包括乒乓球、冰球等在内)代表具有广泛群众基础的普通学生中的突出水平运动队。
而中国大学生篮球联赛发展至今，在赛事规模、竞赛水平、人才孵化等各层面都是中国最顶级的学生联赛和业余联赛，每年都为CBA联赛输送人才。
如今，大学生篮球联赛不断沉淀中国大学生体育文化氛围，已成为全国广大大学生心目中的篮球圣殿。
据一些网络平台数据显示，每年都有超过10亿人次通过电视、网络收看比赛直播，现场观赛观众也达到了200万人次。
这个阶段，中国大学生体育事业发展取得了不俗成就，本届大运会在成都的举办，对于我国学校体育工作的进展无疑又将是一次积极的引领。
同时，也有待以此为契机，继续解决公平层面存在的一些问题。
据统计，自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颁布的关于学校体育和学生体质健康的文件已达174份。
2021年9月24日，教育部、国家体育总局联合印发的《关于进一步完善和规范高校高水平运动队考试招生工作的指导意见》(以下简称《指导意见》)是现阶段最为重磅的政策之一，该政策将全面从严管控高校高水平运动队考试招生和日常管理工作。
《指导意见》明确指出，目前高校高水平运动队招生存在个别运动员文化成绩差、体育竞技水平偏低、个别高校考试组织不规范、在校管理不严格、个别地方运动员技术等级证书造假等问题。
其中在全社会最具争议的有两个现象：一是，竞技水准不高的学生靠运动员技术等级证书造假等舞弊手段获得名校的降分指标，入学后马上退出运动队并改换专业，这也让一些每年高水平运动队招生量本不算小的名校无法为国家输送体育人才。
二是，真正高水平的运动员由于文化课成绩不理想，只能走单招或保送途径进入名校，但入校后无力完成学业，个别高校对此视若无睹，严重浪费名校的教育资源。
《指导意见》推出了一系列颇具管控力度的举措：从2024年起，只有获得国家一级运动员(含)以上技术等级称号者方可报考高水平运动队。
高校高水平运动队招生项目将逐步全部纳入全国统考，提高文化课成绩要求。
其中，“世界一流大学建设高校”在招收高水平运动队时对考生的高考成绩要求须达到生源省份本科录取最低控制分数线；其他高校对考生的高考成绩要求须达到生源省份本科录取最低控制分数线的80%。
此外，从2024年起，专业测试全部纳入全国统考，由国家体育总局牵头组织实施，高校不再组织相关校考。
近年来，教育部、国家体育总局已陆续将高校高水平运动队足球、游泳等项目纳入全国统考，提升专业测试的公平性、科学性，获得考生及家长的好评。
如果考生确实竞技水准特别优秀，《指导意见》仍留下一个“通路”，允许破格录取：“对于体育专业成绩突出、具有特殊培养潜质的考生，允许高校探索建立文化课成绩破格录取机制，破格录取工作将接受社会的严格监督。
并且原则上，高水平运动队学生与普通学生的学业水平要求应保持一致，参加本科毕业论文(设计)抽检。
高校可通过学分制、延长学制、个性化授课、补课等方式，在不降低学业标准要求、确保教育教学质量的前提下，积极为高水平运动队学生完成学业创造条件。”
有关专家指出，《指导意见》的出台旨在消除教育公平存在的问题，但其根本目标并未改变。
教育部、国家体育总局历来发布的政策多次明确：“普通高等学校建设高水平运动队的目的是为国家培养全面发展的高水平体育人才，目标是完成世界大学生运动会及国际、国内重大体育比赛的参赛任务，为国家奥运争光计划和竞技体育可持续发展做贡献”，并明确提出“切实加强教体结合”。
多位受访专家都认为，在未来很长一段时期内，高校体育依然可以持续作为高水平体育人才培养的有益补充。
首都体育学院原院长钟秉枢对《中国新闻周刊》表示，“体教融合体现的，是国家希望把传统竞技体育人才培养模式引导到一种通过教育系统来培养竞技体育人才的全新机制，发挥学校体育作为普适教育的功能，依靠自己的资源优势，培养高水平运动队和竞技、学习俱佳的学生运动员。”
在钟秉枢看来，体教的未来会进一步融合，未来在相当长一段时间内都是趋势。
学校体育在竞技体育人才培养中将扮演越来越重要的角色，深度融合专业体工队和高校高水平运动训练和竞赛体系的培养模式将更加完善。
从长远看，随着体教融合的深化，投入的加大，校园体育的整体竞训质量会日益提升，大部分青少年都会选择校园体育这条道路，来边读书边接受体育训练，在保证基本成绩的前提下，同样可以诞生很多学训双优的学生运动员。
中国的校园体育整体发展水准也会逐渐向发达国家靠拢，成为中国体育人才选拔的主要渠道。
《中国新闻周刊》2023年第30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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