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人都去音乐节
《中国新闻周刊》记者：李静
发于2023.7.24总第1101期《中国新闻周刊》杂志
谁能想到呢，突然间，全国各地的城市似乎都爱上了摇滚乐。7月13日，从河北石家庄市文化广电和旅游局传出的一则消息广受关注：今年7月至10月，石家庄市将举办“rock home town”——中国“摇滚之城”音乐演出季。全面打造中国“摇滚之城”。石家庄直译为“rock home town”原本是摇滚乐迷圈内的一个梗，在这个梗被玩了多年之后，竟然破圈了。那段宣传片中提到，要用顽强对抗失落，用摇滚反击平庸，这是石家庄——一座杀不死的城市。这宣传片里竟然又埋了一个乐迷熟知的梗：来自石家庄的著名乐队万能青年旅店的经典之作《杀死那个石家庄人》被化用了。这个炎热的7月里，石家庄的地铁里有乐队唱起了beyond和黑豹乐队的名作，而在各处绿地上，不同的乐队也将上演一场场摇滚乐演出。
与此同时，其他城市也都在这个暑期迎来了音乐节的高峰，7月14日到16日，2023海拉尔草原迷笛音乐节将正式开幕，重庆、山东、新疆、福建等等各地都宣布了音乐节开幕的消息。一夜之间，音乐节、摇滚乐成为了各地政府眼中的宠儿，或许再没有什么比音乐节更适合吸引年轻人、拉动旅游业了，它显得开放、热闹、充满活力，在这个夏天，音乐节迎来了大爆炸，它不再是北上广文艺青年的专属，而是不断下沉，走向一个个你此前并不熟悉名字的城市甚至县城。
“上高速，过村庄，再高速，穿田野……”直到站在山东省济宁市泗水县搭建起来的舞台上，达达乐队主唱彭坦都还感觉不可思议，没想到广袤的田野背后“一片潮水般磅礴汹涌的乐迷”正等待着他。
今年4月15日、16日，泗水县迎来了县城里的第一场音乐节——“新青年”音乐节。这是当地的一件大事，家住济宁的乐迷胡胡提前3个月就买好了票，和朋友一起自驾去往现场，泗水距离济宁市区不远，不到一小时车程。作为“00后”，胡胡对《中国新闻周刊》坦言，虽然距离挺近，自己这也是第一次来泗水。以往总是跑去济南、泰安、潍坊参加音乐节，这一次音乐节终到家门口来了。
两天时间里，老狼、崔健、二手玫瑰、痛仰、达达、逃跑计划等14支乐队，以及来自全国各地近3万名乐迷和游客涌入山东泗水这座县城。无论演出阵容还是观众人数，都不逊于“北上广”。县城自有与一线城市完全不同的体验——老狼唱着“列车街上所有的人匆匆驶过，霎时站台上就剩下我们两个……”几乎同时，一列高铁从演出场地旁的高架轨道上，呼啸而过。音乐画面与现实重合，“那一刻我泪流满面”，不止一位歌迷在社交媒体上说。
从2000年首届迷笛音乐节落地，音乐节这个舶来品在中国发展到第23年，已经全面下沉。到三四线城市去、到县城去，成了2023年上半年音乐节全面爆发后的新特点。随着音乐节向下普及，这些小城市正在接受新的消费形态和文化产品的洗礼，遇到机遇也经受挑战，在这个过程中，音乐节正在真正成为一种文化符号以及年轻人必不可少的生活方式。
疫情后的春天
音乐节在县城里举办是标准的大事件。到了音乐节现场，胡胡发现，一起享受音乐的不但有和自己一样奔着熟悉乐队而来的年轻乐迷，还有县城里出来看热闹的中老年人、肩膀上驮着娃娃的年轻父亲，她在现场还意外遇到了自己的爸爸：“我爸也没跟我说他要去啊……”
在泗水的人们享受音乐的同一个周末，佛山草莓音乐节、德州耳立音乐季-向阳花音乐节、温州楠溪江星巢秘境音乐节也在举办，据不完全统计，今年4月全国各地举办了至少28场音乐节。这股热潮在充满节日与假期五月达到顶峰。
“2023年5月，堪称中国音乐节历史上最值得书写的一个月。”小鹿角智库、音乐财经创始人董露茜对《中国新闻周刊》说，因为不仅有盛况空前的五一黄金档——42场音乐节，还开发出520档期——17场音乐节，就连527和528两天周末，全国各地都举办了13场音乐节，整个5月，在这三个重要的时间节点，各大主办方已经举办超过72场音乐节。这是一个惊人的数字，2021年整个5月共有音乐节47场，那时疫情相对平稳，是当时音乐节比较火热的一段时间，而今年比2021年同期增长超过了50%。在经济全面复苏的背景下，音乐节似乎已经成为一个支点，参与到了各地拉动文化旅游消费的浪潮中。
“上半年之所以感觉音乐节扎堆，一个重要因素是3年疫情delay了很多现场演出，这些积压的存量一下子释放了出来，其中60%、70%都是(如此)。对于观众，大家憋了许久的热情也释放了。不仅在一线城市，下沉市场的需求同样强烈。”MTA天漠音乐节、张北音乐节创始人李宏杰对《中国新闻周刊》说，这成为音乐节在全国遍地开花的原因之一。
因为释放存量而被炒热的市场蕴含大量商机，已经形成口碑的音乐节可以在开票几分钟就卖出数百万元票房，如果连续举办两天，总票房可以突破1000万元。这又吸引不少新的主办方入场，使得音乐节的热度在5月最高峰之后并没有明显回落，根据音乐财经统计，全国6月仍至少有34场音乐节落地。它们走向了更下沉的市场，给那里的人们带去独特的文化体验，但这些音乐节仍然比较明显地集中于华北与华东，华南紧随其后，西北与东北仍然偏少，董露茜说：“基本上还是在经济相对发达的地区。”她预测，音乐节在整个2023年都会持续现在的热度。
李宏杰觉得，当下的火爆是“天时地利人和”的结果，除了过去三年积压的反弹，根本原因在于多年市场培育后音乐节已经拥有了稳定且不断扩大的观众群，以及如今地方政府对于音乐节的支持和认可。
现在，月均超30场音乐节似乎已成常态，在上百个音乐节品牌争夺票房的背后，乐迷们还将见证更多音乐节。正如新裤子在《生活因你而火热》里所唱的，“那平淡如水的生活，因为你而火热”。
“妈妈你看，从北京来了这么多车”
青岛星光华娱文化的创始人老宋记得，大概在2019年前后，开始有地方政府主动找到他，希望他承接当地的音乐节项目，在此之前，他的公司主要做大型演唱会。老宋告诉《中国新闻周刊》，那是一个知名度不太高的四线城市，本身没有优势突出的旅游产品，想办音乐节的目的很简单，就是以最快速简洁的方式，把游客吸引过来。
那时，一个成功的音乐节给小地方带来流量、名气和商机，已经有了一些成功案例。其中最知名的当然就是“第一个吃螃蟹的”——距离首都最近的国家级贫困县张北和一手策划了张北音乐节的李宏杰。
在中国初代摇滚迷的心中，伍德斯托克音乐节是精神上的乌托邦，这个1969年于距离纽约200英里一个小镇上举行的音乐节，50万嬉皮士在那里制造了三天三夜以和平与爱为主题的狂欢。尽管李宏杰认为伍德斯托克独属于60年代，无法复制，但当他开始策划音乐节，他本能地认为不应该在城市里，也不应该在公园里，它应该是反传统且与众不同的，他想把它搬到草原上，于是到了张北，后来，又从2016年开始策划MTA天漠音乐节，再把它搬到沙漠里。
2009年的张北音乐节是整个文化界的大事，当年《南方周末》用两个整版从社会报道的角度写了这个贫困县的音乐节。记者平客后来在李宏杰出版的《制造张北音乐节》一书里回忆：印象最深的就是时任张北县领导高兴地说，现在“宇宙人都知道张北了”。音乐节期间，不但张北县城内，连周边县区和市区的酒店、饭店、“农家院”都家家爆满。迷迪音乐节开创者张帆至今记得一位十几岁的张北小姑娘对她妈妈说的一句话：“妈妈你看，从北京来了这么多车，真好！”
一不留神，音乐节成了一个县脱贫甚至致富的希望。张北音乐节持续举办多届，根据2017年公布的数据，当年张北草原音乐节三天，张北县周边游客活跃人群数量超过80万。几届音乐节成功举办下来，张北县成了某种意义上的范本，越来越多的地方政府开始尝试参照张北模式。
董露茜告诉《中国新闻周刊》，大概在2016年前后，感到音乐节逐渐下沉，走向地方，例如呼伦贝尔市陈巴尔虎旗白音哈达草原景区、昆明西双版纳、江苏瓜州、山西晋城等地都开始举办音乐节。根据音乐财经2016年9月的统计，在39%新出现的音乐节中，很多都是以景区旅游为主打，主题也大多与当地旅游环境有关。
2019年，成都发布《成都市建设国际音乐之都三年行动计划(2018-2020年)》。2020年，山东在《山东省文化旅游融合发展规划(2020—2025年)》中，明确提出将音乐节作为繁荣发展夜间旅游的主打文化产品。
“你想想，青岛啤酒节、潍坊风筝节这样的城市节日，要打造出来不花个几年是不行的。一些小城市没有太多资源，又渴望拥有一个能够代表城市的文化名片和城市节日来带动旅游和消费，音乐节是最可触及且最短平快的一件文化产品了。”青岛星光华娱文化的创始人老宋说。
张家口怀来县小南辛堡镇龙宝山村的民宿老板大勇从2016年开始筹备经营民宿，那一年，在距离他家不到两公里的地方，“MTA天漠音乐节”开幕。“这是我们县里第一次搞这么大形式的节目。”大勇对《中国新闻周刊》回忆，当地的人们还以为就是有人来唱唱歌，让他们意外的是，2万人蜂拥而至，“咱们怀来县那几天特别热闹，到处都是人，路上满是车，旅店、饭馆全部爆满，大伙从来都没见过这种场面。”
第二年，大勇正式开起了民宿，音乐节虽然只有三天，但是带来的热度能够持续半个多月，一些人提前到来，一些人在音乐节结束后也不会马上离去，怀来县因为音乐节而在文艺青年中声名远播，给大勇这样的商户带来了肉眼可见的经济效益，民宿开了两年之后，大勇就用盈利对民宿进行了扩建和装修升级。
“名气打出去的同时，全方位带动交通、住宿、酒店、餐饮、旅游等多重消费，音乐节大约是文旅发展的一个最佳抓手了。”董露茜说，“不仅如此，还有门票收入，对当地政府和文旅部门来说，投钱做一个音乐节可比投钱做广告划算多了，广告钱是回不来的，音乐节门票说不定还能赚钱。”
当疫情到来，各地管控措施不一，大型旅游产品受到限制时，在疫情平稳期举办音乐节，就更成了一项不但性价比高且可行性高的文旅项目。音乐财经提供的数据显示，疫情三年累计官宣的音乐节为278场，其中以地方政府和文旅企业为主办方或者支持参与合作的品牌音乐节占比超过了30%，政府文旅导向型音乐节大幅度增加，是疫情三年给音乐节带来的另一个影响，也使得音乐节顺利渗入了大城市以外那些不曾被看见的缝隙。
当人们的肉身只能困于方寸，音乐里自有无限的自由与悠扬，疫情给人们带来的压力在音乐节上得到了释放。董露茜觉得，音乐治愈人心、释放情绪的功能以往常常被忽略，疫情期间这个功能被迅速强化了，这当然也被地方政府看见，当疫情平稳，“让年轻人去音乐节上蹦一蹦”，不但活跃当地经济，具有商业和文化价值，音乐节同样具有重要的社会服务价值和公益价值，因为人们前所未有地需要音乐。
“跟天南海北的人站在一块听音乐”
年轻、新潮的事物下沉太快有时候难免遇到水土不服。老宋记得，2019年刚刚和地方政府合作办音乐节时，对方虽然有意愿却完全没有经验，甚至从未接触过演出审批，待老宋拿着材料去送审，才赶紧打电话问其他有经验的兄弟城市，需要哪些材料和手续。到了音乐节现场，当地安保公司更是压根没见过这阵仗，大声尖叫着跟随音乐“开火车”、上演泥地“死墙”(乐迷们分为两边，两边人群随音乐快速冲向对面，互相撞在一起)模式、互相碰撞身体的年轻人被保安一次次拉开、冲散，在很多第一次观看音乐节的当地人眼里，那也是很不安全的迷惑行为。
于是，拥有成功举办音乐节经验的城市成了众地方政府考察取经的重要目的地，李宏杰记得，几年前，第一届四川阿坝州红原大草原雅克音乐节举办前，红原县县委书记就先带队去了张北。
主动拥抱带来的结果是各地眼界的不断开阔。落实到主办方身上，就是筹备成本降低，效率提高，硬件获得保障，且有了政府的主动支持，在小城市举办音乐节可控性更强，音乐节走向地方，自然成为“双向奔赴”。
“以前筹备一场演出，至少提前半年筹划，光审批可能就需要两个月，最近这两年明显感觉审批加快了，有时候最快一周就下来了，这是以前想都不敢想的。”老宋说，有些城市为了能拉来音乐节，甚至把场地免费拿出来给主办方使用。今年8月27日将在青岛举办的“繁星海计划说唱嘉年华”由老宋的青岛星光华娱文化主办，他从5月才开始筹划，审批的提速节省了他们的时间成本。
2023年5月22日，文旅部印发了《关于发布行政许可事项实施规范的公告》，营业性演出审批时限由20个工作日压减至13个工作日，且实现申请、审批全程网上办理。
当音乐节筹备完成，对全体乐迷敞开大门，官方有多么努力“营业”也决定了一个音乐节给予乐迷什么样的体验。胡胡不久前参加的泗水县新青年音乐节第一天演出刚开始就赶上了极端天气——大风、暴雨加冰雹，她感觉当地应该是有应急预案，因为现场两三万人被迅速疏散了，她被保安指挥着跑进一个距离现场两三分钟路程的科技种植大棚，她看到有人被安排进场地边的体育馆，她还有一位朋友被带到另一个种植了黄瓜的蔬菜大棚，里面还有商户卖饮料和小吃。
天气放晴后演出继续，被有序应对的这一点儿意外和雨后湿润空气让乐迷更兴奋了，很多人“开火车”，摇旗狂奔，在水坑里“pogo”(乐迷在音乐下跳跃和彼此冲撞)，胡胡说保安都没有阻拦，只是关注着防止有人受伤。危机转化成了机遇，有乐迷在社交媒体上感慨说：“一次疯狂而有趣的经历，躲完雹子听音乐”“感谢主办方对年轻人狂热的包容，好久没看到音乐节这么多旗子了。”第二天一早，乐迷们发现，前一天因为大雨和冰雹而泥泞坑洼的地面，已经连夜被市政部门的压路机铺平。在各社交媒体上，泗水的年轻人自发到乐迷们的推送下留言：“欢迎来泗水”“姐妹专门从江苏来到泗水的哇，好激动”“这次因为天气原因再加上我们泗水第一次举办音乐节也没什么经验……还是希望你们开心呀。”胡胡感慨说：“感觉泗水这次为了音乐节真是举全县之力了。”
据山东省内媒体报道，山东不少县市在举办音乐节前夕，当地政府都会抽调相关几十个部门精干力量组成音乐节专班，全面负责音乐节各项筹备保障，及时解决各种问题。例如刚刚举办了新青年音乐节的泗水、例如2020年举办麦田音乐节的淄博市张店区……2021年迷笛音乐节落地滨州时，滨州市滨城区市东街道组织近100人的专项筹备小组全程24小时盯靠现场，20多天完成280余亩场地的平整，18000平方米草皮铺设，3000多米围挡搭建和140多间卫生间建设。如果说，今年五一假期大学生发明了特种兵式出游，那么近些年一些地方政府筹备音乐节也算强行军和急行军式的了。
不仅在音乐节期间服务乐迷，一些地方政府已经做好参与打造IP长期成为音乐节举办地的准备。李宏杰告诉《中国新闻周刊》，怀来县会在MTA天漠音乐节举办期间协调交通调度，例如县城与音乐节现场之间的摆渡车，八年来，当地政府还陆续兴修了音乐节附近的道路、水电、围栏，给予了大量基础设施的支持。
这些小城市自上至下都把音乐节当作一次巨大机遇。今年五一，凡是去烟台参加“迷笛音乐节”的观众，凭借门票可以免费领取昆仑山国家森林公园等6处景区门票，还能参与当地17处景区5000张免费门票的抽奖。大勇告诉《中国新闻周刊》，每年来参加MTA天漠音乐节的乐迷也能凭门票得到当地景点龙宝山、鸡鸣驿古城和黄龙山庄的折扣。今年的音乐节将在8月4日至6日举行，开票不久，大勇等民宿商户所在的行业微信群就接到了当地文旅部门的通知，要求他们维护旅馆企业诚信，严禁在音乐节期间随意涨价。在泗水新青年音乐节现场，泗水小脚花生、泗水火烧、泗水地瓜等特色美食都得到不少曝光度，当地政府还打造了200米长的宣传长廊，方便乐迷了解泗水附近吃喝玩乐的好去处。
胡胡觉得，类似的宣传和旅游套餐对乐迷而言是有吸引力的，她每次和朋友去外地看音乐节，旅程安排都不仅仅是音乐，总要多待两天玩一玩，在城市里逛逛，看看还有什么好吃的好玩的。“我感觉大部分看音乐节的人应该都跟我们差不多。”胡胡说。
四处开花的音乐节，带大城市的乐迷到周边县市体验了一次音乐主题的出游，不失为假期的优质选择，也让更多地方的年轻人有了现场感受音乐魅力的机会。大勇至今都记得第一次去MTA天漠音乐节现场的情景，“看着人家年轻人在舞台前面欢呼”，他站后面远远地看着，虽然一直羞涩地说：“我对音乐相当不了解。”但他还是感受到了音乐的震撼，“气氛特别好，跟天南海北的人站在一块听音乐，真是个美妙的感受！”
野蛮生长
就在各地敲锣打鼓地庆祝音乐节时，越来越内卷的音乐节也开始频繁爆出负面新闻。今年4月初，因为朴树在淮安“龙宫音乐节”上忍无可忍而发表的一番言论，更是让音乐节乱象上了热搜。
“龙宫音乐节”有被乐迷称为“很顶”的阵容——“新裤子”、朴树、“二手玫瑰”“万能青年旅店”“棱镜”……但从演出第一天就开始被吐槽：音响卡顿，大屏显示差，安保人员对乐迷态度恶劣。组织也出现问题，入场缓慢，一些前面的乐队都快唱完了，还有很多排在后面的观众被堵在门口。更让乐迷无法接受的是——卖票的时候不事先通知有分区，而是票卖完后再提醒，让不少粉丝掉入了陷阱。在连续两天声讨后，一向佛系的朴树也忍不住在现场公开发声，“恳请主办方尊重观众们的体验”。朴树的话引起前排乐迷的集体欢呼，黑色幽默的是，因为音响效果太差，后排观众压根没听清他说了什么。
事实上，今年不少地域在缺乏举办大型线下演出经验的情况下上马的音乐节，频繁遭遇吐槽。今年6月中旬，郑州嵩山音乐节被网友爆出距离举办不到10天场地还没挖出来，部分艺人合同还没签，更离谱的是，主办方在微博抽奖时，一直给评论区里管主办方叫“老公”、粉丝群里喊“爹”的人送票。不久，“嵩山音乐节退票”的话题登上微博热搜。
在这些乱象的背后，是主办方的不专业和行业的不成熟。伴随着音乐节市场规模越来越大，迅速发展的音乐节进入野蛮生长期，在李宏杰看来，这是一把“双刃剑”，好的方面是能让更多人对“音乐节”这三个字产生认知，对这件事产生好奇心，甚至因此喜欢上音乐节，这对音乐节的普及无疑有益。但弊端同样明显，“它意味着不可能每一个主办方都有足够的从业经验和专业度，甚至可能有草台班子来做这些事。一些对音乐节知之甚少的观众，在参加过一场质量不高的音乐节后，很可能对音乐节本身构成负面的认知。”他告诉《中国新闻周刊》，目前全国成熟的音乐节组织者大约只有300到500人，对音乐节各个环节“都明白的”能够担当制作人角色的，不超过100人。
在“龙宫音乐节”上，朴树沙哑着嗓子说：“昨天我在合肥演出，今天在来的路上……也是堵了很久。”肉眼可见的疲惫。一位业内人士告诉《中国新闻周刊》，今年音乐节井喷导致艺人赶场，五一期间有些乐队一周在不同的地方连演五场，是极大的消耗。硬件供应商也是有限的，“活太多他们接不过来”，所以一些音乐节硬件不过关。
演出过多，艺人必然要涨价。再加上近年来一些热门综艺节目助力各路独立音乐人成为“明星”，艺人的出场费本来就逐年上涨。老宋算了算，这两年二手玫瑰乐队的出场费已经上涨了超过40%。“说实话，很多乐队之前没有太多演出机会，现在演出多到接不过来，把乐队搞繁荣了是件好事，但确实价格也呼呼地全起来了。”一些地方上的观众和主管部门又只认那几个知名乐队和艺人，办音乐节就指定要某某，这直接导致了音乐节成本上升，票价上涨。
“演出刺客”是音乐节今年被争议的另一个话题。据不完全统计，今年音乐节的平均票价比往年高了约100元，甚至音乐节的单日票可以被炒到2000多元，更不用说音乐节参考演唱会模式的严格分区，也多少影响了音乐节本身的体验。今年5月，迷笛校长张帆在迷笛30周年讲话时说：“要把音乐节的价格打下来”，“要让中国所有的年轻人，包括工人、农民、在城市打工的，甚至是快递小哥们，都能够有钱参加音乐节”。
张帆的话引发了争议，散人乐队演出团队的工作人员在微博发表长文表示“实在无法苟同”，认为张帆“无形中踩了同行们一脚”。上述业内人士对《中国新闻周刊》说，市场大环境影响下，艺人、音响设备、场地、安保、招商等成本越来越高，历经三年疫情的主办方、品牌方日子都很艰难，熬到现在不容易，那么涨价就是一个市场行为，只要是合理的涨价程度，不应该被指责。一些主办方就是因为把成本大头给了艺人，只能压缩制作成本，才导致硬件服务下降。
李宏杰支持张帆的观点，“既然音乐节是针对年轻人的，那么必须跟他们的消费能力挂钩。”但具体到每一个主办方，他认为大家还是应该根据自己的情况来决定价格，毕竟“不可能贴钱做”。说到底，音乐节其实是一件专业性极强的事情，突发情况多，“涉及数万人的‘吃喝拉撒’，是现场音乐中最复杂的”。“不像演唱会，在固定场馆里整个管理起来，三个小时完事就走人，对团队的运营管理水平要求没那么高。”李宏杰觉得，组织音乐节有点像组织旅游，甚至像临时的城市化管理。
所以，在控制好成本的基础上提供优质服务且制订合理价格，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不是谁都能做的，也许，乐迷们反感的并非涨价，而是各类质量参差不齐的音乐节，让很多消费者花了高价却并没有享受到等价的体验。
IP要以时间熬成
趁着市场热潮而匆忙入场的音乐节，内容同质化严重，短时间内聚拢的人气轻易就会散去。音乐财经做了统计，近几年音乐节品牌消失率一年约为40%，且有逐年上升的趋势。董露茜说，“消失的品牌根本原因在于没有自己的特色，可持续性差”。今年，出现了不少因“不可抗力”延期的音乐节，“其实就是卖不动票”。她认为，中国的音乐节在短期野蛮生长后很快就将进入第二阶段，各地需要思考自己到底要做什么样的音乐节，而不是“呼噜噜把人弄来就完事”。
说到底，举办一个音乐节，是只利用流量艺人追求眼球效应还是踏踏实实地花心思“造节”？“造节”需要更多耐性与智慧，而一旦“造节”成功，观众的黏性和音乐节的可持续性才会使其真正成为一种城市意象与城市符号植入人们的记忆深处。
董露茜个人很喜欢一个小众音乐节——春游音乐节。今年春游音乐节在四川省眉山的一个县城举办，乐队都很小众，但是氛围独特，人们聚在一起边听音乐边吃火锅、打麻将，和宠物玩，60岁以上的“大妈”们持身份证即可入场，音乐节还包括艺术展，餐饮、啤酒摊位、唱片市集以及露营区，讲究一个综合的氛围和体验，被称为中国平替版“Fuji Rock”(亚洲户外音乐节的鼻祖，日本最著名的音乐节之一)。
“搞拼盘是容易的，但是要做出来一个极具特色、用户画像清晰的音乐节是很难的。”董露茜说，这样的音乐节不需要花大价钱请流量艺人，可以把钱花在制作上，用户黏度也很高。
做过几次大众化音乐节后，老宋今年开始主办说唱音乐节，他想在分众市场上深耕，“做一些小型的、专业化的盘”，他认为今后的音乐节会像电影一样，不同主办方有自己细分的领域，而不是一哄而上抢一块蛋糕。
8月4日即将开演的MTA天漠音乐节已经进入第8年，当初选择怀来县，李宏杰是为了将沙漠自然奇景、地域特色与流行文化进行有效嫁接，他的灵感来自于以科技、音乐和电影元素著称的美国“西南偏南”音乐节。他觉得当下很多音乐节和城市“貌合神离”，沦为了以乐队为卖点的全国巡演，他想让音乐节真正融入城市的文化。因此，数年前他与怀来县签订了长达15年的音乐节合作计划，MTA天漠音乐节将扎根在这里。
李宏杰曾经做过“西南偏南”的收入分析，这个音乐节做到今年将近35年历史，每年给奥斯汀市带来的经济影响将近3亿美元。因此，李宏杰非常乐观，中国音乐节与国外成熟音乐节IP比起来还有很长的路要走，却也意味着有光明的前途，只要同行们一起“认真持续地，扎扎实实地办下去，IP价值不会消失，只会越来越有价值。”真正有价值的IP，正等待人们以时间熬成。
《中国新闻周刊》2023年第27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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